剧评 | 《司马迁 》——英雄与历史互为造就


《司马迁 》——英雄与历史互为造就

从现有资料看，今年是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。史料上显示司马迁的卒年“不可考”，这悬念倒是给编剧留下了很大的创作空间。话剧《司马迁》的编剧熊召政是著名作家，曾因煌煌四卷本《张居正》获茅盾文学奖。面对这种大部头的长篇历史故事，吾辈没敢动，只是买来一本他写的游记类小册子《醉里挑灯看剑》读读，仅从这些宏篇巨著的边角料里，就能感受到这位文学大家的厉害了。

冯远征在介绍《司马迁》创作过程中，提到了剧本的形成，也是经历了十年时光。可见一个好作品的诞生有多么不易。这个戏的文学基础很好，通过对司马迁人生经历的描述，铺陈出厚重的历史背景，给二度创作留下了很大的线索空间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，对历史的认知态度要远远重于对宗教的重视程度，民间知识的流播也是通过对历史故事的总结与丰富而代代相传。沉甸甸的历史纠缠在文学与戏曲的演绎之中，人们通过对英雄人物的崇拜，形成一部复杂而趋同的人性史。所以后人尊称司马迁为“太史公”，为后人树立“三观”而立下传承依据。凡戏都得有矛盾冲突。这台戏的矛盾双方，一面是汉武帝，另一面就是司马迁。他们各自成就其一生辉煌，轰轰烈烈，正如司马迁所叹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如鸿毛”，他们以完全不同的人生价值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。

先说汉武帝。刘彻治国方略上文武双全，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势的皇帝之一。同时，他也是一位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生杀予夺，惟其所欲的人物。就因为司马迁当朝为李陵败降之事辩驳几句，就被判了腰斩。但他似乎又念及司马迁的文才，抑或要让其经受更大的羞辱，便旋即将死刑改为宫刑，并答应让司马迁完成子承父业的《史记》。

如此，司马迁求死不能，求生更难。就是这样一个把别人玩弄于掌股之间的暴君，也仍然有他的苦衷。尽管汉武帝时常提醒自己的属下“伴君如伴虎”，但佞臣孽子们的谋朝篡位、宫斗陷害却一刻都没停止过。可以说，汉武帝也时时刻刻在被他们玩弄着。比如他明明知道刺杀老虎的箭镞并非自己射出，但面对臣子们赤裸裸的“调包”，明显地献媚、邀宠、拍马屁，他却不能当面过分点名说破。他深知这些奴才联合起来的力量有多大，他还要利用这些奸臣对付他的对立面。所以所谓暴君在此时也只能选择适可而止。最后，一生强势的汉武帝在晚年岁月里，默默地徘徊在他亲自督造的“思子宫”中，终日郁郁寡欢。他曾担心太子谋权而生“巫蛊之祸”，亲手弑子。此时他却感到孤独无助，所有的一切都樯橹灰飞烟灭。而最后的致命一击，则来自于其对立面——太史公。司马迁完成了撰写《史记》的千秋大业，用奋笔写就的《报任安书》，宣示了自己的生死观，而后拔剑自刎于当庭。导演对这个场景的处理可谓神来之笔——在满台血光之中，汉武帝一边在内心深处感到被猛击一锤，一边为自己的对立面感到痛惜——于是大声嘶喊“叫御医”!这一瞬间，令人想起列宾的名画《伊凡雷帝杀子》，面对无可挽回的失去，平时至高无上的皇帝，此刻眼中充满了无限恐惧和绝望。再说司马迁，这部话剧的主角——汉武帝的对立面。我们通常会觉得宫廷中下等文官这一类的书生，会是唯唯诺诺的柔弱之辈。但司马迁却是一个嘴硬骨头更硬的硬汉，是那种后脑勺儿长着反骨的、绝不向淫威低头的倔犟之辈。在中国的悠悠历史长河中，文人史官刀笔随身，他们可以对世事添油加醋地美化，也可以用刀削涂改的手段抹去某些痕迹。而犀利的文笔操纵，则可以使如刀之笔扭转乾坤，而杀人于无形之中——这种所谓“刀笔吏”的作用也是令人不寒而栗的。

当然，司马迁是一个刚直不阿，秉笔正派的典范式代表人物。当满朝文武对李陵事件都在看风使舵，顺着皇帝的态度而变换态度之时，只有司马迁出来仗义执言，为李陵之败降而申辩。作为观众，我倒觉得如果设身处地替武帝着想，其恼羞成怒是可以理解的。“太史令”这个官职，在司马迁年代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毕竟是负责编修历史的。修史者个人的态度，几乎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后人对历史的认识。按说司马迁子承父业，以中下等文官为职，著述编史，平稳度过一生也就罢了。但他为了完成自己心目当中的“正史”，而忍受宫刑的肉体折磨和精神上的摧残，顽强地活下来，令人唏嘘不已。在舞台艺术的表现手法上，导演带领观众展开浪漫主义的想象。司马迁在面对赴死还是受阉的抉择关头，父亲的魂灵闪现在面前，千钧嘱托更加强了他忍辱负重的决心；当司马迁在雪夜寒窑中书缓笔涩，苦苦求索时，屈原仿佛出现面前，他们隔空对话，对生与死展开探讨。所以从戏剧艺术创作层面上看，司马迁的人物塑造是非常成功的。

十余个寒暑更迭之后，司马迁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完成《史记》，造就历史。如果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一眼望去，在茫茫伟人之海中，司马迁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完全不亚于那些出生入死、攘夷拓土的千古帝王。所以，我们可以理解，当他完成了史记的宏伟写作计划之后，几乎感到穷途末路。面对世间物是人非的种种变化，司马迁仍然在追思屈原的人生悲局——“余读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郢》，悲其志。适长沙，观屈原所自沉渊，未尝不垂涕，想见其为人。”于是乎，最终看淡荣辱，参透生死，当面向汉武帝陈述自己的英雄观之后，走向绝路，拔刀自刎。我觉得编导的这种处理方法是可信的。这样的结局使我联想到电影《巴顿》。出身职业军人世家的巴顿将军，全身心投入二战疆场，屡获战功，被誉为“战神”。可是随着战争的结束，英雄似乎无用武之地了。他感到失落、感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归零了，他甚至在公开场合扬言要再次挑起战争。电影《巴顿》的结尾处理，就是他在战后的情绪一落千丈，剧终之前，只用了一句话外音——将军在忧郁寡欢中车祸而亡。我相信古今中外的观众进剧场看戏，一半原因是冲着“角儿”来的。《司马迁》这两天演火了，任鸣院长说这戏演到第九天就收了二百八十多万的票房，就足以说明它的成功了。其中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，但演员的表演为这台话剧增色很大。老生冯远征，帝王于震，三花脸王劲松，以及杂色人等的表现力都到位，剧中社会各个层级的人生百态，像岩石土层的断面一样呈现在观众面前，清晰可见。

视听效果在舞台整体表现中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。青年才俊申奥近年来的创作颇受瞩目，2014年曾因其在设计当中的突出表现，被中国舞台美术学会选进‘2014ClSD先锋戏剧优秀青年设计师提名展’。他这次为《司马迁》的表演而设计的视觉空间，采用了大气磅礴的汉代画像石、画像砖的形式元素，把富有装饰感的图案塑造成半立体浮雕效果。加上灯光的投射，产生出厚重沉稳的金石味儿。

由于高度上有所变化，所以视觉沉重的吊挂装置在舞台后区并不显得拥堵，而且起到了很好的反声作用。转台和升降设备的使用使五幕场景张弛有度，动静结合。不仅起到对剧情时空的提示作用，而且渲染了戏剧气氛，升华了故事情节的进展。比如实施宫刑的场面处理，司马迁缓步走向台口，在一束追光的照射下蜷缩成一团时，身下的小型升降装置开始局部提升运动。这样的处理方式，在视觉上加大了刺激，观众似乎从近处目睹了司马迁从肉体到精神的被凌辱，内心深处会瞬间为之一颤。灯光的使用恰到好处，收放之间聚拢观众视线，开阔舞台空间，并利用光色的整体感，使戏剧舞台的视觉感官达到美学上的和谐统一。

／第一幕 延谏／